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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子百家中的“农家”思想

许俊夫  站长 | 2022-7-20 09:45:55 | 显示全部楼层 | 阅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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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人们提起“诸子百家”,想到的往往是儒家、法家、墨家、纵横家,孔子、墨子、韩非子等,至于农家以及农家代表人物许子(许行),则很少有人提及。


许行是楚国人,生于楚宣王至楚怀王时期,与孟子同一时代,后世也将他视为先秦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。许行的思想主要是君民并耕之说和“市贾不二”的价格论。


所谓“君民并耕”,就是许行所说的“贤者与民并耕而食,饔飧而治。” 他认为,贤良的国君要与老百姓一起参加耕种才能吃饭,自己做饭吃,还得为老百姓办事。许行之所以这么说,是由于战国时代战争频繁,严重影响农业生产,而且,据《汉书》记载,当时民间有“重商轻农”的风气,人人都想着做买卖赚钱,对农业生产不够重视,因此许行才强调国君必须重视农业并亲自耕作,以救时弊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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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“市贾不二”的价格论,是许行提出的第二个重要主张。这是在他主张社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,提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可以用农产品直接去交换手工业品,如帽子、锅甑和铁制农具等。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办法。交换时的价格是如何规定的呢?许行认为:“布帛长短同,则贾相若;麻缕丝絮轻重同,则贾相若;五谷多寡同,则贾相若;屦大小同,则贾相若”,简单来说就是给商品统一价格。许行之所以主张追求这一目标,是因为当时存在货物价格虚高、粮食价格被低估的情况,伤害到了农民的利益,因此要政府出面来统一价格,保护农业、农民的利益。


关于许行及农家的思想、活动,都是从其他学派的书籍中提炼出来的,因为农家著作如《神农》二十篇,《野老》十七篇,《宰氏》十七篇,《董安国》十七篇,《尹都尉》十七篇,《赵氏》十七篇等,均已佚失,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。如今,关于农家思想和活动的记载,只能从其他诸子的著述中寻找,星星点点不成体系。


没有著作流传下来,是造成农家思想存在感不高的首要原因。另外,由于人们只能从其他诸子的著述中了解农家思想,而在那个年代,各家学说其实有些相互竞争的关系,从农家的“对手”口中了解农家的思想和活动,自然难免有失偏颇的情况,这便是农家存在感不高的第二个原因。


例如,在儒家著作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中有篇文章叫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》,里头是这么说的:


有一位研究神农氏学说的人叫许行,从楚国到了滕国,亲自拜见滕文公,告诉他说:“我这个从远方来的人听说您行仁政,希望得到一个住处,作您的老百姓。”文公给了他住处。他的徒弟几十人,都穿着粗麻布衣,靠打草鞋、织席为生。


滕文公非常仰慕孟子,便邀请孟子到滕国来讲授治国之道。许行的门人 陈相去见孟子,转述许行的话说:“滕文公的确是个贤明的君主,虽然如此,他还不知道做贤君的道理。贤君应该和老百姓一块耕种粮食吃,自己做饭,也办理政事。现在滕国有盛粮食的仓廪、存财物的府库,这是损害百姓来养肥自己,怎么能算贤明呢?”

孟子问:“许子穿的衣服、戴的帽子,耕田用的器具,吃饭用的餐具,都是自己做的?”


陈相答道:“不,用粮食换的。”


孟子问:“那他咋不自己做?”


陈相回答说:“各种工匠的工作都是有技巧的,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掌握所有技巧,另外也没那么多时间,耽误种庄稼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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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这下就抓住了他话中的漏洞,说:“既然各种工作都是有技巧的,做别的会耽误时间,那治理国家同样如此,需要掌握技巧的专业人士才能做好,而且如果你让国王和农夫一起劳作,那不也耽误他干本职工作的时间吗?”


估计是陈相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,有点懵,孟子一看自己在辩论中占了上风,便开始长篇大论地讲述儒家那一套治理理念。陈相一看孟子话太多太密,赶紧说道:“如果按照许子的想法去做,就可使市场上的物价一样,国里没有弄虚作假的,即使打发小孩子到集市上买东西,也没有人欺骗他。棉布和丝绸长短一样,价钱便差不多;麻线和丝绵轻重一样,价钱便差不多;五谷多少一样,价钱便差不多;鞋子大小相同,价钱便差不多。”这番话也不讲方法了,而是在描述结果,这个结果,便是农家追求的理想社会。


可孟子说:“各种货物的质量品种不一样,这是货物的客观情况。它们的价钱有的相差一倍、五倍,有的相差十倍、百倍,有的相差千倍、万倍。你不分好坏,把它们弄在一块等同看待,这是扰乱天下。好料鞋和粗料鞋价格一样,人们岂肯做好料鞋卖呢?按照许子的想法去做,是率领大家去弄虚作假,哪能治理好国家呢?”


文章到此戛然而止,后面陈相说了什么不得而知,许行有没有亲自与孟子辩论也没了下文。这段记载就是告诉读者,农家有人来与儒家辩论,结果被孟子教育了一番,顺便还把儒家倡导的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,治于人者食人,治人者食于人,天下之通义也”这套理论宣扬了一番。这便是农家的悲哀,由于自己的著作没能流传下来,所以只能活在别人的故事里,自然也只能以配角或反面角色的形象出现了。


农家的两个派别


虽然农家的著作没能流传下来,但是的确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其列为“九流”之一。根据现有的记载来看,农家内部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,吕思勉写的《先秦学术概论》中说,农家之学,分为两派,一派专门探讨种谷树木之事,关注的是人伦日用;二派由人伦日用而进入政治。简而言之,就是有专门搞农业技术的,也有专门传播思想,试图以此影响高层决策的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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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时代出现的诸子百家,其实各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思想,比如墨家代表的是手工业者的利益和思想,儒家代表的是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和思想,而农家则代表的是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思想。由于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文明,只有满足了农民的部分利益、顺应了他们的思想、需求,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。因此,虽然农家的整体影响力没那么显著,但是历史上那些出色的政治家,都或多或少的继承或发展了一部分农家思想。例如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,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、一匡天下,由稷下学者们集体编撰的反映管仲思想的《管子》一书中发,包含了各家的思想学说,一般认为,其中《地员》一篇就是农家的著作,另外在《牧民》《权修》《五辅》《八观》等篇也有农家思想的体现。概括起来,《管子》中所描述的农家思想有以下三个方面:


一是顺民心,忠爱民。
农家看到,民心是不可违背的,由于当时绝大部分的“民”其实就是农民,因此“顺民心”也可以理解成为“顺农心”。至于“忠爱民”是因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的辛苦,因此要求统治者要体恤百姓疾苦,不可巧取豪夺。《管子·权修篇》提出“取于民有度,用之有止”,要求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,不可巧取豪夺,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,也就是要减轻赋税,轻徭薄役;同时要注意节约,不能穷奢极欲。这里虽然已经改变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,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是统治者更易接受的。


二是修饥谨,救灾荒。
在《管子》一书中,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,提出“修饥谨,救灾荒”。农家将水灾、旱灾、风雾雪霜、疾病、虫灾这五种农业灾害合称为“五害”,认为“五害”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。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,当务之急在于扫除“五害”,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,解除百姓的痛苦,百姓才会服从统治。在《管子》的作者看来,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,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。这样,灾害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。


三是农本商末。
先秦农家力主“农本商末”,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,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。 农家认定,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,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,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。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。商人不会创造财富,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,买贱卖贵,从中渔利,同时,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,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。不仅如此,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,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,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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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农本商末”是农家的核心思想之一,最终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,得到社会普遍认同,这或许是农家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最大影响。


除了管仲之外,后来秦国的政治家吕不韦也明显继承了一部分农家思想。在包罗万象的杂家著作《吕氏春秋》中,有不少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篇章。例如,提出了统一度量衡,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,这明显是许行“市贾不二”思想的延伸和发展。吕不韦的具体做法是,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,由国家统一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,统一衡称,平整量器,修正溉具,由此开启了秦朝“车同轨、书同文”的先河。


有人认为,从早期的“许子思想”到后来《吕氏春秋》中的农家思想,整个农家的发展和传承都是一脉相承的。农家在政治方面的诉求——重农和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视始终没有改变。后来,秦始皇罢黜诸家方术、焚书坑儒,断圣王之道,农家的著作也就此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中,但我们可以看到,著作虽然不存在了,但一部分农家思想却始终被延续,例如后来的君主常常会在春耕时分举行重大的祭典,在仪式上皇帝会亲自“扶犁”,以此来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,达到“劝课农桑”的目的,这便农家的“君民共耕”在后世委婉的表达方式,也是统治者和农家思想相互妥协的结果。
作者:尚义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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